12月26日，大提琴家王健迎来50岁生日，这么重要的一天，他是和上海交响乐团一起度过的。

在指挥家余隆带领下，上海交响乐团一口气上演了陈其钢大提琴协奏曲《逝去的时光》、海顿《第一大提琴协奏曲》，以及巴西作曲家维拉-罗伯斯的巴西巴赫风第一号、第五号，王健坐镇全场，是当之无愧的主角。

王健与上交 本文图片 蔡磊磊 摄

常规的交响音乐会多以乐团为主，然而王健和上交的音乐会，常以他为中心贯穿全场，王健将之归因为双方多年合作积累下来的友谊和默契。

“上交对我来说很特殊。我第一次和交响乐团合作就是上交，那时我12岁，从此频繁和上交牵手，上交有一些很重要的出国访问也是我独奏。我可能是上交出现频率最高的大提琴家，加上我从小在上海长大，这就是自己家里的乐团。”王健说。

1981年首次登台是和上交，1992年上交首次欧巡以独奏家身份随行，2009年成为上交第一个驻团艺术家，2018年和上交一起庆生五十岁……一路走来，王健也见证了上交的发展，“上交的进步突飞猛进，你听它的音乐会，不管是谁来指挥，它都有非常平稳的基本功，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，这是在高压演出和出国巡演下严格训练出来的。”

王健继而谈到当晚的演出曲目：维拉-罗伯斯是巴西近代最知名的作曲家，他的巴西巴赫风是专为大提琴重奏而写的，充分发挥了大提琴的音色之美，史上少见；海顿《第一大提琴协奏曲》，第二乐章富有歌唱性，第三乐章以速度快闻名，是一部充满阳光、朝气、信心、希望的作品。

陈其钢问世于1998年的《逝去的时光》，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现代作品。与某些现代音乐过分追求新奇、理性、冷漠、严谨，远离人的本性和情感不同，《逝去的时光》抒写了作曲家个人真实的情感体验，大胆采用了中国人熟悉的琴曲《梅花三弄》的泛音旋律作主题，非常中国又非常现代。

早在1990年代，王健就演过《逝去的时光》，二十多年过去，他对这部作品也有了不同的理解，“以前我在表现情感时是靠想象、靠揣摩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很多情感我亲身经历过了，不用去想象和体会，更直截了当了。”

王健坦言，50岁之前，他都将重心放在传统和经典曲目的演绎上，到了50岁，他更想发掘现代作品，“我是很保守的人，对有些现代作品不太喜欢，现在我想开拓新土壤，寻找一些好的现代曲目，特别是中国作曲家的现代作品，中间可能会有挫折，但这是一个转折点。”?

王健强调了对中国现代作品的挖掘和推广，同时提到，中国作曲家的写作手法已经很完善，有些作品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，因为中国音乐本身就有丰富的素材，然而，“中国很多音乐还处在民歌的状态，就像诗词，很短，很简练，如何把这些诗词写成大史诗、大小说，写成大型的交响乐，需要一代代作曲家去努力。”

以古典音乐大国德国和俄罗斯为例，“德国作曲家、俄罗斯作曲家都是以本国民间音乐元素为基础，再以雄厚的音乐修养和技术把它们丰富起来，中国有足够丰富的音乐元素，只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总结和研究，发展成一个完善的体系。”

年到50岁，王健在音乐上的感悟也更多了。

“你在三四十岁时，总是觉得自己在音乐上有不明白的地方，不是所有片段都能理解，都能感受到底蕴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所有作品基本都能把握了，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，但很快又会遇到体力和精力上的问题。”

王健笑说，演奏家一半是音乐家，一半是运动员，50岁的他还没到体力跟不上的地步，但60岁肯定避免不了，体能下降，要想办法保持技术稳定，意味着全新挑战的开始。

“我是一个不太去想以后的事的人，因为想也没用。经常有人问我以后的打算是什么，我真答不出来，或者你的目标是什么，我也没有目标，就是把想做的事做好。我喜欢做减法，事情越简单越好，抓住本质就好，别的无所谓。”

王健感慨，很多人喜欢音乐，但不是所有做音乐的人都能以此谋生，因为这个行业竞争太大了，而他很幸运，能在舞台上活跃40年。

庆生当晚，王健2岁的女儿迈着小碎步，给爸爸献了一束花，萌翻全场，这也是现场观众最大的惊喜之一。因为爷爷奶奶在上海，长居芬兰的她一年会随爸爸回国一两次，爸爸在家练琴，她也总爱跟在一旁跳，越是欢快的曲子跳得越激动。

“什么东西在她手里都是大提琴，学什么要看她以后的兴趣。”王健不像一般的父母对孩子的音乐天赋抱有盲目的自信，在他看来，学音乐除了兴趣，还要看韧性，没有韧性，再有天赋也没用，“你必须坐的下来，必须强迫自己集中思想，但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做到这一点。”

幼时的王健也属于韧性不佳的，但他善动脑、爱观察、会总结，喜欢在事里寻摸出一些道理，学起琴来也就更方便了。

“我见过一些孩子，小时候是天才，有与生俱来的神韵，后来就消失了，有天赋不代表可以一直坚持下去。你需要韧性，还需要音乐环境，所以老师对待有乐感的孩子要特别小心，不能因为学乐器去抹杀孩子的乐感，这是非常可怕的，但这种事经常发生。”

王健回忆，父亲从小对他的教育就是，不管演奏什么曲子，都要用情把心里的歌声唱出来，永远不能让乐器替代音乐的灵魂，然而观察一通下来，他发现，很多孩子学音乐，是在努力攻克乐器，但把音乐忘记了。

“这是老师的问题，老师拼命教孩子拉琴，孩子忘了拉琴去干什么，忘了小时候他也可以唱歌很漂亮。音乐不是复杂就好。音乐唯一的衡量标准，是它有没有感染力，有感染力，最简单的也是杰作，没有感染力，再复杂的也是垃圾。”

由此，王健谈到了时常引发争议的考级问题——为了考级，为了赶程度，不少孩子拔苗助长，在拉自己不会也理解不了的作品。

“一个孩子就应该拉他力所能及的作品，拉得好听、漂亮、有味道，这才是厉害，哪怕是拉一个音阶也比拉一个乱七八糟的协奏曲要好，但我们的体制不承认这一点，因为拉很简单的作品就考不上学校，必须要拉很难的曲子。”王健直言，这源于老师们的不自信，“艺术是没法打分的，但技术和程度可以打分，所以他只能盯着能打分的东西来凸显。”

王健与余隆（前排右）

音乐会刚结束，余隆就代表上海交响乐团，向这位一路与上交并肩前行的音乐大师送上最诚挚的生日祝福。

他说，“今天能够称得上世界级音乐家的并不多，但王健绝对够此资格。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，我相信大家都在纪念这40年来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成就，文化和艺术上的飞跃同样不应该被我们忽略。从1979年到现在，全世界正是通过像王健这样的一批音乐家们，了解了中国的音乐、中国的文化。他们为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，为中国音乐作出巨大贡献。这是值得骄傲的。”随后，上海交响乐团为王健拉起了生日歌。